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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之行始于母校
2022-06-12 22:29  

周金声

周金声,喀什大学特聘教授,曾任湖北工业大学国际中文教育专业学科带头人,硕士生导师,国家汉办汉语国际教师选拔考官,湖北省大学语文研究会副会长,全球话语修辞学会副会长,湖北孔子学术研究会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工作专家,哈萨克斯坦阿拜国立师范大学客座教授,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留学生教育学院院长,武昌理工学院“一带一路”文化研究院院长。

首创“沟通与写作”特色课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代汉哈文对译论语及其双语对比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大学母语教育与ZHC协调策略研究、国家语委项目基于新课标语文的大学母语教育衔接与提高研究和教育部语合中心重点项目推广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的创新教材教法研究等十余项。

1977年,我从阿克苏农一师十六团以全团考生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喀什师范学院中文系,由此开始了我从事文学学习与研究新的人生。我在喀什师范院求学到教学共约15年,以整个青春,遍尝酸甜苦辣,打下了学术功底,坚定地走上了一条艰辛而充实的学术不归之路。20年来,我从一个回乡知识青年成长为一名学者,在《文艺研究》《文艺理论与批评》《江汉论坛》《名作欣赏》等刊物发表70多篇论文以及各类文艺小品文上百篇,出版专著2部,主编或参编教材5部,在世纪之交以骄人的成果在人才济济的湖北被聘为教授,学术成绩被《东方之子》《中国人才宝典》等十多部大型书籍收录。回想起来,这一切成绩的取得,都与当年在喀什师院的学习分不开。

艰苦的环境培养了我们勤奋坚强的意志

我们刚进校时,全国还是百废待兴的时期。生活条件普遍就差,作为祖国最偏远的喀什师院,又是建校历史不长的学校,其条件更是难如人意。从住宿来说,我们当时住的是几十年以前的旧土坯屋,门合不拢,窗关不严,冬天屋里能结冰。睡的是木头床,上下层,因为旧,翻身也会吱吱作响。夏天空中有蚊蝇,床面有臭虫,几乎每夜都会在床单上留下蚊虫的血尸。吃的更不用说了,第一年我们在学校几乎没吃过一餐细粮。全是玉米或高粱饭,更别说荤菜,常常是白开水菜叶汤。直到1979年后,才逐渐有了一定比例的细粮,第四年我们才住上楼房。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感到特别苦,因为我们都经历过“文革”的艰难岁月,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而且,我们深知,国家在经济恢复期还拿不出更多的钱给我们提供助学金,我们只想着不能白吃国家,要“只争朝夕”地学习知识,早日成才。我们有几位男生相约,每天早是天不亮就起床,跑步锻炼,冬天用冷水洗澡。那时中午很少午休,实在困了就在课米上打个吨,节假日也很少玩耍,总觉得时间不够用,读不完的书,做不完的事,一般寒假我们也不回家,在一起研究学业,这样我们度过了艰苦而又充实的四年,可以自豪的说,没有浪费过一天时间没有一天为生活艰难而苦恼过。

生活艰难不可怕,越难越能磨练我们的意志。经过了这样的生活以后什么艰苦的日子都能对付。当年最让我们苦恼的是图书资源匮乏,学习条件简陋。图书馆的藏书极有限,只有部分课程有教材有的课不得不用老师编写的油印讲义。有的老师也是刚教大学缺乏经验和积累,讲义也很简陋。但我们并未因此而混日子,反而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得到一本好书就拼命啃,反复揣摩,读烂吃透,有时整篇整篇地抄写,有时通篇翻译,练习文笔。有时听说书店来了新书,天不亮就跑到书店排队选购,把生活中少有的零用钱大部分都用来买了书。我记得我读大学期间,一年从家里只拿一百元钱,毕业时我的藏书却有一百多部。为了积累资料,我们全班同学还联合起来刻印了一部文学家小传的书,以及中小学语文教学资料。

最让人痛苦的是学校时常停电,因为当时电力不足。尤其是冬天,动不动就停电。一停我们就一抹黑,无法读书,大伙就只好点蜡烛、点油灯,整个教室就像虎威厅,晚自习下来两个鼻孔都是黑的。但我们还是舍不得放弃停电的时间、长期用蜡烛对眼睛伤害很大,我便想了个妙招。或就着蜡光练写毛笔字,或与同学相互抽背诗文,或者看会书,冥想一会儿,总算是没有虚度黯然之光阴。

开放的教学启迪了我们的智慧

常言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别小看喀什师院,当时还聚集了一批有才华的教师,开启了我们这些学子的心智。比如,给我们上写作课的是中国民俗文学的泰斗钟鼎文的学生、解放后第一批研究生班毕业的蔚家林老师;上古代文学的是北大高材生林正龙老师和四川大学毕业的童嘉新老师;上文艺理论的是原新疆大学的李林生老师;还有对现代汉语颇有造诣的李荫禄老师;对现代文学独有领悟的杨润德老师他们风格迥异的讲解,使我们开阔了眼界,受益非浅。还有对教学一丝不苟对学生满腔热忱的孙晋老师;对古代汉语钻研很深的胡安顺老师……他们为我们树立了敬业爱生、刻苦钻研的榜样。

回顾大学四年,受益最深的还是教师们普遍采取了一种开放式的教学方式。比如古典文学课上,童老师总是针对某些作品阐述自己与众不同的观点,不迷信书本,自创见解,还常常鼓励学生各抒已见,考试常采取开卷,让学生自撰论文,不固守标准答案。就是在他的教学启发下,我完成了关于屈原《山鬼》的评论作业,并得以发表,使我在三年级时就在院学报上发表了古典文学研究的论文,这可以说是我迈上学术殿堂的第一步。当代文学课上,杨春航老师讲得不多,常组织我们对一些新作品讨论、辩论,有效地锻炼了我们的思维和口才。在文艺理论课上,李林生老师总是理论联系实际,让学生探讨高难度的热点问题,并鼓励学生撰写关于“文艺的春华秋实阶级性”这样难度较大的论题文章。这些都对我们今后从事理论探讨研究打下了基础。

更让人感动的是,在当时经济条件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学院和中文系的领导还想方设法挤出资金,邀请国内知名学者来给我们上课。比如请来的著名学者何西来、涂武生、胡大俊、石昭贤等,他们精彩的演讲、广博的学识、学者的风度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引导我们真正步入了艺术殿堂的幽深的美妙境界,使我们视野大开,领悟到治学的方法,开启了我做一名学者的梦想。

后来,学院又采取了一个大力培养新人的举措,从我们77级学生中选派人员送到内地名校进修学习。我有幸被选中,作为古典文学教师送往杭州大学中文系学习,真正使我走上了文学研究的学者之路。就是在杭大,我产生了撰写第一部诗学著作的念头。8年出版了第一部68万字的《中国古典诗艺品鉴》,受到了海内外广泛的好评。后来,喀什师院又派我前往华中师范大学上古典文学助教班,在那里受到新的学术启发,得以在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论文并被人大复印资料传载,使我的学术研究进入了一个新境界。

自主管理的风尚锻炼了我们勇于开拓的精神,我们77级的学生刚入校时,平均年龄大概就有23岁,大多都工作过,所以老师并没有完全把我们当学生,总是以平等的态度朋友式地看待我们,总是放手让我们自已管理自己,从不多加干涉。我们也十分珍惜这份信任和爱护,也因为我们骨子里都流着传统的血液,信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理念,敬重老师,言行检点,自觉地遵守校纪校规。上到团委,下到班级,我们几乎从未感到过严厉的管教、太多的约束,在我们周围总是洋溢着自由奋斗的气氛。由于我是正式党员,虽一心想学习,班里同学还总是推我做班干部。四年中,班主任很少亲自召开班务会,一切工作都是我们学生自主开展,班主任只是像个大哥或叔叔来看看同学,关心问候一下而已,有时我们有什么困难了去请教一下,得到指点或安慰,其余全部都自己去做。这对我们来说的确是一种极好的锻炼。放开了手脚,同学们也愿意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种种个性和天才点子都可以得到张扬和发挥,所以,后来我们班上出了不少干部,或许与议种自由环境的锻炼有关。

对于爱好学术或文艺的学生,学校也积极予以支持发挥特长,从不多的经费中挤出经费支持我们学生自己创办杂志和报刊,举办书画展或文艺晚会,使我们得到了组织能力和写作能力的锻炼。那时我们自编的《葱岭》刊物和中学语文辅导材料,至今还是我们最珍贵的纪念品。

正因为我们在学校经历过这类自理、自创的生活和文化活动,锻炼了自我开拓的能力,所以在我们刚刚走了工作岗位,就能自主地胜任工作,并在学术和为社会服务上开拓出一片天地。因种种原因,我离开了喀什师院,这是我的遗憾。来到湖北后,我学术上有了更大的收获,其实很多都是基于喀什师院时期的积累,可以说我在喀什师院汲取了营养,孕育了花朵,在湖北结了硕果。在母校校庆之际,写下以上体会,表示对母校的感谢,也希望能给广大校友和后生一点启发及信心。

撰稿:周金声

来源:校庆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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